改变思维更实际

为了提高土著企业家的股权持有率，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诺奥马建议，应该让那些无法偿还第一次贷款的土著企业家，获得另一次企业贷款的机会。而一些无能力偿还贷款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也应该再次获得贷款，以便他们可以创业。

第二次机会，对於陷入困境彷徨无助的人来说，是人生过程中的一项恩惠。有了第二次的机会，加上从第一次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可是诺奥马的这项建议，仍值得商榷。

企业投资必定会有风险。当然，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经济上面临困境，不仅是土著企业家和学生，也包括其他族群的企业家和学生。而且有些人在创业路上荆棘载途，必须经歷过多次的失败，才能闯出一片天地。

问题是，那些拖欠贷款者，是真的因投资失败而无能力偿还贷款，还是不愿意偿还贷款？他们做生意为何会陷入困境？是经营手法有问题，还是產品的市场需求根本就不高？要如何评估第二次贷款是否真的能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或只是在黑名单的拖欠款项上又增加一笔收不回的数额？

如果这些企业家的创业方向不符合市场需求，而又不懂得变通；再次贷款给他们，对於提高土著企业家的股权持有率，有甚么帮助？

从1971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到1991年的国家发展政策，我们到了2008年的今天仍在谈论著贫富鸿沟，以及不同族群收入差距的问题。这些同样的问题，我们还要谈多久才能完全解决？

第二次的贷款机会，或许能解决一些企业家一时的困境；可是若没有革新的思想，永远抱持著等待扶助的心態，对於国家的发展，將毫无帮助。

政府应该做的，是以更实际的行动，栽培更多的土著企业家。从学校教育开始，提高土著学生对於企业和投资的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准確的投资眼光、迈向跨国企业的野心，和具备与国际企业竞爭的思维。

政府也必须改变一些官员的旧思维。若要缩小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只是一味在政治上讲斗爭，在经济上却不懂得甚么是竞爭。

否则，50年之后，我们仍会继续谈著如何提高土著企业家股权持有率，以及在私营公司的种族比例问题，而永远无法成为经济强国。

作者：许钦斐

马华须重振旗鼓

马华创党於1949年2月29日，数十年来，党爭或內斗不息，从林苍佑、李三春、梁维泮、林良实到目前的黄家定领导的马华，都如此。党爭或內斗的发生，有因假党员事件、政见分歧、官职分配不均，对马华党章有不同的詮释，以及一些失意政客挑起的。

马华每次內鬨，国人都以看戏的態度观望，华社摇头嘆息，都有恨铁不成钢之感。事件结束后，党形象受损，党员的士气大跌。

马华的党章，开宗明义是“促进及维持马来亚各族之融洽”，敦陈禎禄强调：“马华的主要任务是要爭取华人在马来亚的公平待遇。”马华向华人保证，它是他们的的权利的维护者；同时要说服马来人（巫统），以相信它是诚意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马来亚。

3月8日全国大选，许多不利华社的课题被提出，反对党及时利用来打击马华，在参选的40个国会议席中，马华只保住15席。內阁改组后，马华虽保有4位內阁部长和6名副部长，但黄家定放弃官职，推荐其家兄黄家泉出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职，以稳住后者的政治地位。

黄家定遭到未被派上阵竞选或在大选中落败的党领袖和基层党员批评，纷纷要求他辞去总会长职並下台，以对这次大选惨败负责。跟著“倒黄”的活动时有发生，使黄家定不敢大意，以免江山动摇。

创业维艰，守业不易。马华创党59年，拥有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架构，全国支会逾千，经歷过大小的政治变化，吸取的经验与政治知识，使党越来越完整及系统化。在內阁，马华有权参与决策，对维护华裔的权益，有一定的影响力。马华必须重振旗鼓，全体党员必须团结一致，发挥陈禎禄创立马华的精神，这样才能得到他族的尊重及信任。

文：陆培宗

国阵內部出现裂痕

国会行政部在国会走廊划上楚河汉界，禁止传媒在国会走廊进行採访一事，本来可隨著禁令撤销而告一段落。

岂知掌管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的“流氓论”，导致他和国阵后座议员俱乐部交恶，掀起另一阵余波。

国会之前贸然封锁国会走廊不让记者採访，不但引起传媒不满，也让一些朝野议员看不过眼。除了冯宝君在议会声援记者，另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莫过於国阵后座议员副主席邦莫达。

这位曾经在议会发表“月漏论”，及经常在议会为芝麻小事吵个不停的邦莫达，这一次“勇敢”率领一些国阵后座议员擅自拆除区隔条的动作，获得朝野议员的另眼相看。

纳兹里却看不过眼，认为他们的举止像在野党议员，直指他们的行为像流氓。

其实，无论是任何一位朝野议员去拆除区隔条，都不应该被视为挑战议会的行为。反之，纳兹理直指邦莫达和后座俱乐部主席张庆信言行应像国阵议员，更犹如在本来已经纷乱不休的国阵內部引爆计时炸弹。

沙巴进步党本来擬在上週一（6月23日）在国会提呈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目前还是无声无息，令国阵暂且缓鬆一口气。然而纳兹里和后座议员唱对调，恐对国阵內耗加剧。

纳兹里的两个言论尤其咄咄逼人：第一，他要求张庆信与邦莫达別在国会任意妄为，而且若不是他推荐张庆信，他根本没可能当上后座议员主席一职。纳兹里的这一言论，凸现了巫统在国阵內的老大形象。无独有偶，张庆信和邦莫达都是来自东马砂沙两州的议员。这恐怕將让本来跳槽传言已经炽热的两州掀起万重浪，让国阵尤其是巫统和砂沙两州的团员党的隔膜加深，不利党內团结，大伤元气。

第二，纳兹里挑战张庆信建议开除他本人，不然张庆信就应该辞去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一职，更是严重的大伤和气。无论事情最后如何演变，要修补这道裂缝確实有一定难度，纳兹里发飆归发飆，其实无需把话说绝。把小事化大，如果国阵內部处理不好这项课题，恐怕將掀起下一波的海啸。

文：平行

黄家定与马华民主化

自3月全国大选至今，大马政坛风起云涌，未曾平息。最新的震憾是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宣佈不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中央党选寻求蝉联，而马华署理总会长陈广才据悉也將跟隨其步伐。

这意味，马华最高领导层將进行换血。其实，经过大选后，马华已出现新旧更替的跡象，黄家定选择不寻求蝉联，是在这个基础上更彻底地促成新陈代谢。

黄家定的这项宣佈，虽不会为国家政局带来巨大衝击，却备受华社关注。毕竟，马华是在国阵政府內代表华人的主要政党，其领导人的走向与决定或多或少会影响华社。

黄家定10月才交出总会长棒子，有云盖棺定论，如今人未走，茶还热，论其功过，无疑是早了些，但是谈谈与他退位有关的事情，应该还算合时宜的。

在宣佈不寻求蝉联的文告上，黄家定表明不恋权是他从政的一个政治理念。当然，对於这样的说法，有些人会怀疑，还可能搬出“黄氏王朝”、“兄继弟位”等等言论来加以否定。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却说明，黄家定確实不恋栈权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马华留下了限制任期的制度。

笔者不是黄家定的“粉丝”，当然也未必认同他领导下的马华的某些政绩，不过，撇开这些不谈，黄家定对於马华的民主，甚至国內政党的民主確实有著积极作用。

黄家定在掌权的情况下，先是在大选后，为马华失去多个议席负起责任，宣佈不当官；接著现在又宣佈不寻求蝉联，放弃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总会长宝座。作为马华最高的领导人，他无疑展现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不恋栈权位。

这与许多领导人上台多年，坐得股屁烫了，台下的人眼红了，都不愿下台的做法南辕北辙。纵然，黄家定不恋栈权位的作风，未能引起巨大效应，引人跟隨，但至少他踏出了一步，对促进政党內的民主起著示范作用。

其实，在亚洲各国，包括大马的民主制度都不似美国般健全，没有限制任期的传统，这导致许多领导人几乎把党职与官职当作终身事业，佔著位子不放，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无意交棒。

作为大马最大的华裔政党，马华之前也没有限制任期的传统，不过，黄家定在上任后却推行了限制马华总会长、部长及其他官职的任期。这对马华，甚至是大马的政党来说都是一项革新的行动。

通过限制任期，可避免权力长期集中在一人手中，防止独裁者及野心家的出现。毫无疑问，限制任期是现代民主的一部份。马华在黄家定领导下，在国內首开先河，限制任期，向民主迈进了一步。虽然，目前国內没有任何政党跟隨马华的步伐，但是道路已开闢好了，假以时日，国內民主意识日益高涨，各政党必然也会走上这一条路。

一些人对於马华及黄家定，或许有甚多评批，这可以从大选的成绩及选后的政治发展瞧出端倪，但是无论黄家定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如何，笔者认为应该承认他落实限制任期，促进政党民主化这一方面的贡献，而这也將可能是黄家定最重要的政治遗產。

文：张庆禄

深化民主才能救马华

黄家定宣佈不蝉联总会长后，马华公会走到了歷史的分水岭。他在任期內落实限制党政高职任期的条例，使党內民主跨出最艰辛的一步，日后党史会肯定其事跡。但个人去留事小，党的前途未来才事关重大，舆论焦点应从“未来总会长人选”转至“深化党內民主改革”，整个党的格局才会有所突破。

易中天著作《帝国的终结》引述《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偽；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起劲地標榜和鼓吹道德，这个社会在某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同理，如果一个政党整天提倡“堂正、清白、踏实、健康政治文化”等道德口號，有无问题？

易中天尖锐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缺失，就是以道德来代替法治。没有法治基础的土壤里，才会產生儒家所强调的“內圣外王”观念，即政治应由有贤德的人来治理，若有德之人在位，则国家一定被管理得很好。

但“內圣外王”被无数的歷史事实证明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没有法治传统，就没有权力制衡，也不会產生近代史上重要政治概念：自由、民主、人权。

阿克顿爵士的至理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可用来印证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变迁，也可以用来检视號称世界第二大华人政党的马华公会。

308政治大海啸重挫马华，在党內士气一片低迷、方向未明之际，有人打出“救党”的堂皇大旗，號召大家推翻领导。他们认为，换领袖就是改革，换领袖就能救党……总之换人当总会长，一切明天会更好。领导固然对一个组织的成败很重要，但歷史告诉我们，把希望和权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很危险的。马华要跳脱“內圣外王”的迷思，改革重点必须是制度，不能只是换人。

台湾在2000年实现政权轮替后，当时的舆论都认为国民党完蛋了，他们难以想像一个黑金势力环绕、组织架构庞大臃肿和派系生態错综复杂的政党在失去政权后怎能转型和重生。

2008年，国民党重新崛起和掌权，靠的就是“改革三部曲”：一、重新登记党员，去除“水分”，剷除“山头”；二、党员直选党主席，消减买票的不良文化；三、透明的候选人党內初选制，让真材实料的人容易出头，杜绝走后门靠关係上位现象。国民党改革经验可让组织文化和意识形態相近的马华公会借鉴。改革未必保证能起死回生，但不改革肯定会灭亡，这些都胥视马华新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决心。

惟有深化民主改革，人才才会源源不绝涌现。一个组织健全、人才辈出的民主政党，即使失去政权而下野，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强大在野党，不至於崩溃瓦解，反而能保住元气以待翻身；若一味靠吃喝玩乐、不讲理念和意识形態、只讲利益以维繫基层的传统组织运作方式，一旦下野而所有中央利益输送都断绝后，树倒猢猻散的崩盘局面恐將上演。

陈梁党爭时期的挑战派打著“民主改革”的大旗夺下领导权，但多年来牵涉派系利益的党爭仍然週期性上演，假党员依然层出不穷，与民主精神没有获得深化大有关係。

民主毕竟是个好东西，是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马华要扩大格局、摆脱巫统种族政治游戏规则的束缚、重塑制定政策的权威並转型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党，深化党內民主最为关键。

文：甘德政

摩根士丹利和纳兹里的数据

我刚刚在咖啡店听到两个“安哥”在討论国家大事：

“你知道摩根士丹利公司吗？”

“听过，但不知道真正是搞甚么冬冬的。”

“她是著名的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最近指大马从1980年代到今天，贪污的款额高达320亿令吉。”

“甚么？！从80年代到今天，才贪污320亿令吉这么少！老兄，是摩根士丹利在看衰我们，还是你老眼昏花看错数字？我们堂堂大马这么大，是经济大国，不但股市市值破兆，进出口总值也破兆，这双兆成就，可没多少个国家可以达到的境界。我们常说得天独厚，其他滚滚財源的收入不说，单单政府宣佈国油所付的税就五六千亿这么多，我们的权力人士又不是没看过‘大蛇苛屎’，像非洲像朝鲜这等破落户穷国，跳蚤腿上搾不出油，贪污了20多年，才贪这么一个零丁的尾数。我不信，这严重伤害到我身为大马公民的尊严，贬低我们的国威和贪官污吏歛財的能力。”

“报纸这么写啦。”

“尽信书不如无书，报纸是不是这么写，我不知。报纸真的这么写了，也可能是译者常常把 Billion（10亿）误译成1亿。把320个Billion当成320亿。‘输人冇输阵’，中国的贪官污吏一年就贪污几千亿，若说我们20多年‘贪掉 ’3200亿，还说马马虎虎，近乎中肯，没有存心歧视，没有看扁大马的財力和贪腐的能力。”

“噢，是的，我看错了。报纸上写是3200亿。但是，首相署部长纳兹里已断然否认。他说1990年到今日，反贪污局调查了1万3309宗贪污、滥权、舞弊的案件，涉及的贪污款项还不到3亿。两者的落差实在太大。不知这家著名的国际公司是不是又在妒忌我们，妖魔化我们？”

“老兄，你听过冰山一角这句话吗？”

“有”

“你知道看得见的冰山那一角，佔整座冰山的多少巴仙吗？”

“不知”

“看得见的只有10%，90%是看不见的。但这在其他事上只是形容词。人家国际大机构不是吃饱没事干，终日惹是生非，造谣中伤各国渡日的。他们发表的数据，不能说是绝对真理，但必须有所根据，否则，是自斲公信力。搞不好，会被告到头破血流，不信惹一惹邻国的李家王朝看看。我们的部长根据反贪污局的数据，此乃官家援用官方数据，没错。问题就如，反贪污局是渔夫，贪污滥权瀆职者是水里的鱼。即使全球对鱼肉的需求量这么大，捕鱼的技术已经如此先进，但河里海里的鱼，没有被捕到的仍是那么多。而大马对鱼肉的需求量不高，儘管河里海里鱼多，但下网的渔夫少；另者，像雪州大臣的助理这类具迫切性必须马上行动的也不多。因此，捕到的鱼，跟逍遥在江湖的鱼虾存量，难成正比。”

摩根斯丹利和纳兹里天壤之別的贪污数据，可以这么解读吗？你说呢？

作者：黄子

沙巴政治大洗牌

不信任动议，雷声大，雨点小；星期一（6月23日）没有提出，接下来几天也不见踪影。

国阵的紧张神经，开始放鬆一些；民盟的期待，也逐渐平淡。两边都在问，杨德利是否来真的？

这几天，我问了几位不同政党的民联议员，大家对杨德利所谓的不信任动议，都“莫宰羊”；大家对他的举动，也摸不著头脑。

杨德利的阿拉丁油灯，到底擦了没有？里头是否有精灵？如有，精灵又是否已经出来？

一位议员告诉我，原本的计划，像是赛马；空气鎗一响，闸门一开，一百多匹马，一齐向前衝。

但是，如今的情况，鎗声未响，闸门未开，却有一匹马从闸边溜出来，先衝出场。

单鎗匹马，当然不成气候；不信任动议，短期內可能不了了之。

杨德利和沙巴进步党也已经化暗为明，暴露了身份，无法继续躲藏在沙巴国阵的掩护底下，向联邦政府討价还价。

表面上，杨德利和民联没有达到目的，阿都拉和国阵暂时化险为夷。

同时，大概也看出安华和民联的时机尚未成熟，还凑不到足够的人头，推翻阿都拉政府。

话是这么说，不过，事態的发展，却不完全是这么看。

杨德利的计算，可能並不是那么简单。他有更加长远的政治议程，目前，或许只是起步而已。

首先，杨德利三个字，在沙巴突然炙手可热。抢先出闸的马，引来注目，沙巴人民一片对联邦政府不满的情绪中，在杨德利身上找到了满足。

沙巴进步党原本只是小党，如果继续留在国阵，始终还是小党，不会成为大气候。更何况，以沙巴目前的行情，留在国阵，情势可能更加危殆，搞不好现有的席次都保不住。

杨德利率先举起反旗，眼光並不在於目前的议席，而是放眼未来的政治版图。

在国阵內部，目前沙巴自民党瓜分了进步党的华人议席，进步党又不能染指卡达山和回教徒议席；杨德利再有能耐，也做不出更大的饼。

和国阵对抗，不但提昇他的人气，也换来进步党更大的空间；进步党未来可以插足自民党的议席，也可以开拓非华人选区的疆域。

其次，沙巴国阵通过杨德利，向联邦政府展现了力量。杨德利並不完全单打独斗，他的背后，还有其他政党领袖的支持。

沙巴巫统的阿尼法、嘉夫沙烈，沙巴民统（Upko）的伯纳东博，都是沙巴政坛的实力派人物。这一次，他们对杨德利表达了“同情”姿態，使国阵不得不降温处理进步党的问题。

不管他们事前是否已经和杨德利达致协议，至少，打开了彼此日后合作的空间。反中央的沙巴国阵领袖，並不愿意看到杨德利被牺牲，否则，他们可能就是下一个杨德利。

可以预见，沙巴国阵可能逐渐分裂，一部份紧隨中央，另一部分会跳脱国阵，组成独立联盟；在国阵和民联之外，形成第三股势力。以它们的政治触觉，已经嗅到脱离国阵更有利於爭取沙巴人民的支持。

据悉，目前大约有14到18位沙巴国阵议员，倾向於组成这个新阵营；杨德利率先发难，成为当然的领导人之一。

马哈迪花了10几年的时间，把沙巴政治切成几大块。在回教徒板块，他结束沙统，引进巫统；在卡达山板块，削弱沙巴团结党，催生民统和人民团结党，分割卡达山政治力量；在华人板块，让进步党和自民党自相矛盾，互相制衡。

如今，马哈迪的“大设计”逐渐分解，趋向崩溃。沙巴政治力量重组，权力结构剧变。看来，这也是沙巴人的意愿使然。

作者：郑丁贤

我悲，故我哀！

週二（6月24日），马来西亚几家中英文报章都在封面版刊出了这样一张相片：一个刺眼的“媒体特区”告示牌和一条红色的警戒线下，十几架摄影机冷冰冰、一动也不动地平摆在地上。

这一刻，没有闪光灯，没有卡擦声，没有记者，没有声音，只有沉默的抗议。

摄影机不会说话，它只能如此静静地躺在地上，和所有的国会记者和摄影记者，作无声的抗议和哀悼──抗议国会记者受隔离，哀悼新闻自由又多了一层限制。

这是国会记者愤怒的一天，也是马来西亚国会悲哀的一天。

儘管天下没有不想钳制新闻自由的政权，儘管我们媒体的表现不尽人意，但战战兢兢地游走於摇摇欲坠的钢索之间，在印刷法令、机密法令等的钳制之下，我们仍然坚信，我们还拥有一定的採访自由，至少也应拥有不说谎的自由。这是因为，对於记者来说，捍卫新闻自由的真正意义，並不在於迷恋所谓“第四权”的权力，而是在於新闻专业的可信度。

然而，我们有限的新闻自由，又一次赤裸裸地遭到了践踏。

作为“民主的殿堂”，国会是民主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媒体监督立法和施政的最前线，媒体一旦失去了基本的採访自由，是不是意味著这道防线已经失守？

逾百名记者和摄影记者週二（6月24日）展开杯葛行动，拒绝採访国会下议院会议厅以外的任何新闻，这个史前无例的集体行动是正確的，也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没有了採访自由，就没有了言论自由；没有了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政治。

我悲，故我哀！

作者：林明华

勿剥夺人民知情权

国会走廊前日摆满各式各样的摄影机及录影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国会正举办摄影器材展销会。原来，这是新闻记者们的无声抗议。

自上週国会限制每家媒体只能派出5名记者採访国会后，国会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在国会走廊设立议员和官员专用区及媒体特別区，限制记者採访的范围。

此事不知是因为国会行政部缺乏敏感还是有心策划，和打压新闻自由没有两样。从新闻照片看到的是，在国会走廊上，欲召开记者会的国会议员和记者们的位置被警戒线远远隔开。难道我们的记者都带有致命病毒，还是他们之中有恐怖份子，非要拉警戒线禁止记者採访不可？

308大海啸后，由於国阵在国会多年来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优势首次被民联否决，媒体为了为读者捎来翔实的国会新闻，都大量动员记者到国会进行採访工作。

但是，由於国会保安系统有缺陷，以致一些閒杂人流连在国会走廊，甚至连记者留在採访中心的器材也不翼而飞。但国会行政部非但没有加强及改善国会大厦內的保安，反而开倒车，限制每家媒体只能派出5名记者採访。

5名记者真的很多吗？除了国会的新闻之外，许多部长及议员们热衷於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5名记者就算三头六臂，恐怕也会有遗漏。

禁止媒体在国会走廊採访，看似和媒体作对，其实已经侵蚀人民的知情权。如果连人民的知情权都可以剥夺，我们还谈甚么打造世界一流的国会？

媒体的报导被限制，人民如何掌握国会的动態？对新闻记者的採访作诸多无理的限制，国会难道不是在和人民作对？若国会因为保安问题而限制媒体採访，国会行政部就应该改善及加强保安工作，而不是本末倒置，禁止媒体採访。

除了华都牙也国会议员冯宝君挺身而出，声援记者外，我们希望，有更多议员站出来协助捍卫新闻记者的权益，也让人民看到国会议员维护新闻自由的决心。

作者：郭健平

自由需要申请吗？

民主和自由，对很多东方国家来说都是舶来品，这些国家总有太多没有开化的部落酋长，心血来潮时想要向国人显示自己的官威，最后偷鸡不著蚀把米，弄巧成拙，反而为国际社会製造了一个笑话。

要知道真正民主的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过程，都是经验和智慧的累积。而在西方民主国家逐渐成形的过程中，有两个场所，就对民主的內涵，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一个是广场。有没有注意到，欧洲国家的许多城市的中心，一定会有3个標准的建筑，就是教堂、广场和市政厅。教堂是供人民崇拜之用，市政厅则是办公场所，广场呢？本来是供信徒用来仰望教堂的，后来渐渐成了人民活动的公共领域，像宗教集会、菜市场、散步拍拖都全在这里。

如果人民不满统治者的政策，广场就自然成了人民示威的场所。民主萌芽时期，它是人民揭竿起义的第一个地点，群情汹涌的人民聚集在这里展示力量，像法国的协和广场，就是人民处死专制君主路易十六世的地方。广场后来成了对抗专政的第一战线，也成人民集会的首选地点。

第二个地方，就是国会殿堂。人民从皇帝那夺得了权利后，就必须要提出意见，然后制定法律。为了提高效率，人民只能选出两三百个的代表，到人民最高的殿堂去辩论、立法。

为了让人民代议士能够畅所欲言，国会还为他们特设了“言论免责权”，就像大马宪法第63条所提到的：“任何人在国会议事过程中所发表的言论，不得在任何法庭上被提控。”这是基於他们的言论可能都涉及了公眾利益，所以必须要获得保障，因此，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就在国会诞生了。后来在公眾利益优先的前提下，更延伸了一些概念比较复杂的新闻自由、资讯自由。

就这样，广场孕育了集会自由，国会摧生了言论自由。国会之所以神圣，和在国会前的殿堂也息息相关。由於一般老百姓不能进入国会议事厅內，在早期，关心国事的民眾总是聚集在国会的殿堂外，一看到自己选区的议员准备进入国会，就跑上去劝说或建议代议士制定他们想要的法案。后来这个殿堂（lobby），也成了英文中“政治游说”的一个动词。所以议事厅內，是代议士们言论交锋的地方，议事厅外，是代议士和人民坦诚交流的地方。

而前天，大马的议事厅外被封闭了起来，媒体和公眾都不能靠近。这还算是“民主议会殿堂”吗？

正牌的民主自由，是源自法国思想家卢梭“天赋人权”的那一套。公民只要一出生，就是自由的，你的言论、宗教、行动的自由，就和吃饭、睡觉一样理所当然，不受禁止，而且要受保障，只要不冒犯其他人的自由、信誉和安全，你的自由是不会被剥夺的。

但在东方一些自称民主的国家，定义就大不相同了，所谓的自由，是源自“我是父，你是儿”的思维，只要我还没答应，你就没有自由。所以儿子凡事都要申请才行，集会要申请、出版刊物要申请、信仰就更不用说了。儘管有时你还没做错，不过一旦你被视为冒犯了当权者，就会被关在牢房里，连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自由都没有。

作者：植建成

这样的国会！

624应是大马新闻史上最沉痛、最荒唐的一天！先行限制国会记者的採访人数、圈定记者在国会走廊的行动范围、国会议员无视国会行政总管指示，自行移走有关单位围起的区隔带，以及议长似是而非的言论，这连串举措，莫不让人对最高立法机构的决策摇头嘆息！

当国会行政总管发出指示，限制採访国会会议的记者人数时，已剥夺记者的採访权；至於国会走廊划分为议员专区及记者专区，美其名是为了保安、为了维持走廊的和平寧静，但手提电脑被偷的是记者，在国会走廊搞自己活动的是一些外人，与议员叫囂对骂的是非政府组织人员，为何偏偏拿记者开刀？

除了必须背上不尊重及妨碍新闻自由的罪名，国会在处理此事也暴露其缺乏完善规划的能力。当初，国会发出限定採访人数的指示时，只是一纸文告通知了事，並未事先諮询媒体意见或与媒体商討解决方案；至於在国会走廊圈定记者专区，更是在无预告情况下实行，让人措手不及！儘管国会在隔天准许媒体自由採访，但议长仍然坚持这是误会而不道歉，这是甚么態度？

副议长旺朱乃迪在论及此事时说，澳洲国会也是限定採访的人数；不过，尊贵的副议长，您可知道澳洲的国会有全天候网上直播？单凭这一点，澳洲媒体就大可不必派遣多名记者前往国会採访，但大马就连是否要直播半小时都得爭论一番才能实行，这如何比较？

不过，吊诡的是，议长班迪卡阿敏事后不但没有针对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要求议长撤销限制区一事作任何解释或决定，反而在解释限定採访人数的决定时，指国会行政处早已发信给各报总编辑，他正等待各报总编辑回应后才能决定。

这番自圆其说无不令在场记者吃了顿闷棍，报馆至今只收到限定採访人数的指示，却没有所谓諮询意见的函件，难道有关文告里还夹有无字天书？

让人摸不著头脑的是，既然议长没有下令撤销记者採访禁区，掌管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也推说这与他无关。在没有获得任何一方的指令下，国会保安人员却允许国会国阵后座议员擅自移走有关区隔带，保安人员到底是听从谁的指示行事，而国会国阵后座议员又算不算是违抗议长指示？

除了严重践踏记者尊严，国会这番举措也再次暴露大马行政机构向来最常犯下的弊端，即做事虎头蛇尾、缺乏完善和周详策划，以及计划失败后敷衍了事的態度。

作者：孙礼珊

国会应向人民交代

看来国会当局是怕了传媒，才要设围栏拉警戒线，防止传媒“误闯禁区”。至於为甚么可以让一些非国会议员在这禁区內走动，就不得而知。难道是掛著工作证和记者证的媒体工作者，会像恐怖份子那样可怕？

事实上，不论基於何种理由，国会禁止记者接近议员或部长，都是不正確的做法。不少议员对国会突如其来的禁足令感到费解，显然他们对国会当局的这项措施也难以明瞭。

我们承认国会要確保所有议员的人身安全是职之所在，无可非议。其次，严格一点核查所有传媒身份，確定所有採访者都是合格的传媒工作者，也是合情合理之举。毕竟恐袭风潮蔓延全球，谨慎以对並无不妥。但问题就出在国会当局有必要以如此方式来对待传媒，需要弄到如此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吗？

究竟是怕閒杂人等掺杂其中，还是担心有人假冒记者混入採访，伺机行刺？可是国会当局却让前往国会参观的学生，及一些非国会议员者进入禁区。莫非国会保安单位能够確保一大批外人中没有心怀不轨的？

其实记者禁足国会走廊，只是国会当局以保安为前提的后续动作。较早前国会当局限制每家传媒只能派5名记者採访，已为此埋下伏笔。在“记者禁足令”之后，国会当局还有甚么动作是让人感到兴趣的。是不是以后干脆让记者坐在会议里看电视直播，採访电视做报导？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国会当局会拥有如此大的权力，阻挠选民的议员和肩负监督及向人民传达讯息的传媒接触？人民不是老板吗？为何派个人去看看这些工人办事办得如何，都会受到限制？

看现场情形，很多议员显然不知道有禁足令。我们想提问的是，国会议长知道有这禁足令吗？首相知道吗？內阁成员知道吗？

在国会这个民主殿堂里，记者和议员的身份是平等的，都同样是向全国人民传达政策、计划及各项资讯的人。一个是发佈者，一个是代传达者。过去半个世纪多的岁月，从来没有发生过传媒在这殿堂闹事，污辱圣殿的事，有的是议员和传媒之间的相互尊种和体谅。但为甚么国会行政单位会在这一时间认为二者是对立的，甚至存有不友善的成份呢？

当全球政治都讲求透明度之际，国会当局这种等同於封锁资讯，断切接触的做法，非但大开倒车，也將让马来西亚引以为傲，半个世纪的民主在一天內倒退。

国会行政单位必须对这件事做出详细解释。不只是向传媒和记者，及不认同这做法的议员和部长，而是要向全国人民清楚交代，为什么代表我们的记者们，没有权利走近部长，要求部长或议员回答问题？

国会当局要明白一点，国会殿堂是全民的，议员和部长是为人民工作的，记者是替人民去提问题的，国会当局非但没有干扰权力，还要极尽所能协助二者进行沟通和接触。因此，对传媒发出禁足令，国会当局必须向人民交待。

作者：何凡

纳兹里殿堂

小学生团参访国会。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到国会大厦参观学习。你们知道国会是甚么吗？”

“不知道。”

“国会是人民代议士传达民意和开会的地方，我们称它是民主的殿堂。”

“老师，我明白了，国会就是代表人民讲话的地方。”

“对了，这位同学很聪明。好，我们现在参观国会走廊。”

“老师，国会发生了命案吗？”

“没有啊！”

“为甚么国会走廊到处都拉起警戒线？”

“孩子，警戒线是警告记者不得进入。”

“我看电视节目CSI（犯罪现场实录），有人被杀的地方，才会拉这种警戒线；记者是杀人凶手，嫌疑犯吗？”

“不，记者是报导开会情况，以及国会动態。”

“既然记者没有害人，为甚么不让他们进入？”

“可能有些人怕记者报导他们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

“老师，这样子，记者就有很多东西不能报导了。”

“哦，不是甚么东西都可以报导的。”

“那么，人民就有很多事不知道囉！”

“哦……这就要问主管国会事务的部长纳兹里了。”

“老师，国会是属於这个部长的吗？”

“哦……当然不是，国会是人民的。”

“那为甚么要问部长，为甚么由纳兹里决定？”

“因为他的权力很大。”

“老师，你不是说，国会是民主的殿堂吗？”

“是啊！”

“那么，人民权力比较大，还是纳兹里的权力比较大？”

“哦……这很难说。”

“那可以把国会改名，称作“纳兹里殿堂”吗？”

“好建议，我们赶快离开“纳兹里殿堂”吧！”

（我要向全国的小学生道歉，我竟然拿你们来和这种政治人物作比较，使你们长大后很难抬头做人。请容许我说声“对不起”！）

作者：郑丁贤

打压新闻自由，吃不了兜著走

国会竟传出打压新闻自由的事，闻者惊愕之余，莫不摇头嘆息。

308海啸效应尚未消退，沙巴进步党变革风暴笼罩，燃油调价课题为国人带来重大压力，人民怨声载道……照理说，不管是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都有一箩箩的事，等待高坐国会殿堂的人民代议士，尤其是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们想办法解决。

在此非常时刻，他们更需要新闻工作者的协助，把国会商討的课题、议决的方案一一向人民传达。但他们居然把新闻工作者当成假想敌。

一开始，他们限制每家报馆只能派5名记者採访，接著，他们用彩绳將国会走廊重重围起来，禁止记者进入；他们用审查中东恐怖份子的锐利和敌意的眼睛，搜查记者手提袋內的每一件东西，扫描他们的身份证……虽然这些去执行任务的记者，都配有新闻部发给他们的记者证。

在没有提供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將新闻工作者的尊严践踏在脚下，这就是一个立誓要向民主大国目標前进的国会应有的行为吗？这就是一个信誓旦旦要以民为本的政府应有的举措吗？

“无疆界记者组织”在2007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指大马的新闻自由排名，从2006年的第92位直跌至第124名，看来並非无的放矢。

大马政经领域许多方面的表现，都在退步；主要原因就是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监督的眼睛受到蒙蔽之故。新闻自由倒退，意味著国家和社会也將退步落后。

以台湾为例，台湾新闻在百余年的歷史中，绝大部份时期是受到过去国民党威权的压制，因文字狱而蹲黑牢的新闻工作者的悲惨遭遇，罄竹难书。然而，蒋经国在1988年解除报禁之后，新闻自由便如空气和阳光一样，瀰漫整个台湾。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一切议题都可以被新闻工作者摊在阳光下来討论，上至前总统家族的贪腐行为，下至高官的緋闻或粗言鄙语，都会受到媒体的严格检视。台湾今日能如此进步，要归功於它的新闻自由。

事实上，在这个网络时代，新闻自由基本上已经无法再打压、实际上也不容许再被打压，但我们的国会行政总管居然还以严防恐怖份子的態度，来对待新闻工作者，真是荒谬、可笑到极点。

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揭发贪污滥权黑暗，伸张正义，反映民意，见微知著，让人民瞭解真相，亦让不法者有反省机会。

在民主体制，新闻媒体是肩负监督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第四权，然而，身为立法机构的国会，竟妄想以一只黑手捂盖新闻工作者的眼睛和嘴巴。政府消耗巨资建造这座宏伟的议政殿堂，然而，在此殿堂里管事者的思维和脑袋，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莫不令人扼腕哀嘆。

有关方面若一意孤行，继续將新闻自由视如草芥，践踏记者尊严，后果则是真相受到掩饰，民意受到漠视，而政府错失反省机会，继续犯错。等到民怨累积、民情激昂，那时就大势已去了。国会当局若不悬崖勒马，到头来，只有吃不了兜著走！

作者：陈宝卿

从政需要体育精神

第廿九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將於是年8月8日在中国北京揭幕。每一次的奥运，除了有公平公正的竞赛及评分原则外，运动员的自律与苦练通常也是重要因素，是民族文明的提昇和值得推广的精神。

运动场上的竞赛需要体育精神，政治上的竞赛也同样需要。只可惜大马在政治上的体育精神尚嫌不够，有待加强。

看看我们的选举，之前各个候选人卯足全力，將自己推荐给选民，基本上各候选人都有体育精神，虽有互相批评，却无出位动作。虽或如此，仍不算乾净俐落，因有一些宣传工具遭恶意涂污或破坏，表示其支持者欠缺体育精神，容不下竞爭者和异己。当然这只是一撮破坏份子所为，但在宣传平台共享的原则下，不应蓄意违反民主选举的游戏规则而令人詬病。

其次，选举时故弄玄虚，操控手段，或是黑金贿选，都会污辱了选举的民主，就像运动员偷服禁药一样缺乏体育精神，破坏公平的。

运动场上有竞爭者，击倒对方，优胜劣败。对手不是敌人，而是竞爭者、击倒对方，却不会加以羞辱。比赛完了，把对方扶起来，输家向贏家握手祝贺。这一切的前提是公正公平的比赛规则，而规则是人定出来的。不公平的规则只会积蓄怨气、埋下祸根。唯愿大马社会好好培养体育精神，体现在政治和生活各方面，尤其是在华裔乡团政党选举之时。

作者：杨直绳

新闻自由荡然无存！

国会先以“保安”为由，限制每家媒体只能派5名记者採访后，週二又进一步箝制新闻自由，在没有事先通知下，拒绝让所有媒体踏进国会走廊。

国会行政总管此举无疑是打压第四权，新闻自由在国会荡然无存！

国会號称“民主殿堂”，如今视媒体为洪水猛兽，对记者採取敌视態度，民主精神名存实亡。308大选后，国会打出迈向世界级国会的口號，如今目標未达，却先打压第四权，如此国会，何能躋身一流国会之林？

採访权是保障新闻媒体实现新闻职能的基本权利，更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利。新闻记者是专业群体，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为民伸冤、打抱不平，记者採访权若受到干涉，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伤害。

国会行政部的专横，更是悖离了联合国所保障的普世人权与新闻自由价值。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离不开舆论监督，新闻媒体的正確报导有利於各方面的透明度。限制媒体採访的举措亦有违议事透明化。本届国会原本可落实电视现场转播开会实况进一步透明化，並彰显更大的民主化，现在刚进入第一期第二次会议即限制媒体採访，又往后倒退一大步，实属憾事！

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权力，是为代议；民眾要瞭解议员如何为民代议，传达民声、参与决策、监督施政，必须依靠媒体的国会报导。

国会报导內容並不仅限於上下议院开会过程、问答环节，还必须包括议会厅外议员针对各项议题发表的看法。国会开会时间冗长，议题包罗万有；加上议员经常召开新闻发佈会，限制记者人数已经造成採访上的不便，如今进一步限制记者活动范围，实令媒体採访工作困难重重。媒体国会报导一旦因採访限制而减量，民眾所能掌握的国会资讯亦相对受限。

记者的採访权乃源自於自由表达权延伸出来的知情权。新闻媒体是公民实现知情权的主要管道，限制媒体採访，打压新闻自由，等同剥夺民眾知情权。这与暴民殴打记者之行为有何两样？

国会身为民意最高代表机关，竟然无法体现民主风范，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殷切期盼。我们不禁要摇头哀嘆！

作者：张立德

不穿官服意义何在？

民主行动党文打烟区州议员魏宗贤早前出席柔佛州第12届立法议会第一期会议的开幕礼时，由於没有穿官服而被请离议会厅。

其实，这並不是首次发生华裔议员不穿官服事件，与此相似的还有拒戴“宋谷”事件。不穿官服与不戴“宋谷”的性质相似，都是在反抗某种强制规定。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事件？

假设我们处於一个最理想的国度，我们拥有真正的自由与完全的开放，各人心中能容百川，对其他人的行为皆能宽大容忍，这样的一个社会鲜少有规定与约束，亦没有所谓正统与否，只要不违法，尽可像广告语所说的：“就去做吧！”（Just do it）。在如此一个地方，穿不穿官服並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世界上暂时没有这样的国度，因此，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我们还是得尊重一些礼仪及规则，即使没有明文规定。

在一些正式场合，当大家都明白应该穿上官服时，另走他径，显然不是一项聪明的做法。不穿官服的意义是甚么？在於反抗霸权主义 ，还是突现个人形象？

或许，在一些特定的局势下，例如，当权者欲实施同化政策，那么拒绝穿具有种族特徵的官服，至少还有一些象徵意义。可是，马来西亚已经独立近51年，各族关係比之前大有改善，国家与政府也日趋开放，在这种大环境下，拒穿官服並无甚么积极意义，相反只会造成破坏。

大马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各族之间必须互相尊重与瞭解，和谐相处。在官方重要场合拒穿官服这类动作，只会引起他族的猜忌，令他们產生华裔不尊重苏丹的印象。而这对於国民团结是无甚裨益的。

华裔时常大力谴责一些不负责的友族政治人物搞种族政治，捞取政治资本，而没有顾虑到其他种族的感受与国家的利益，然而，反躬自省，华裔政治人物是否也不应该在一些芝麻小事上，做出以种族为诉求对象，且有损国民团结的行为。

如今不是激昂对抗的时代，大马的繁荣与进步建基在各族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不穿官服、不戴宋谷，並不会把我们变成民族英雄，或使我们成为抗拒霸权的化身。同样的，穿官服、戴宋谷，也不意味代表准备放弃华社利益，变成没有原则的政客。

关於服饰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民间，寻找答案。我们可以看到，国民中学有不少华裔女生穿著马来服装上课，而在另一方面，也有其他友族同胞穿上具有中华裔特色的服装。这是各族文化交融的体现，亦是好事。当然，这与在官方场合强制规定服饰在性质上有一些差异，但重要的是，这说明人民对於服饰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敏感。

在社会不断前进，国家局势一再变化之后，如果华裔政治人物还继续在这种无关痛痒的小事上兜转，跳不出框框，確实叫人悲哀。或许更明智的做法是放下官服或宋谷等思想包袱，专注於更重要的课题，为马来西亚人（无论是华裔或非华裔）的未来而奋斗。

作者：张庆禄

油价飆涨谁之过？

国际石油週一（16日）度飆涨至每桶140美元，创下歷史新高。油价不断高涨，民间怨声四起，包括先进国家英国和法国在內的全球各地，都上演了针对油价上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由於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高度仰赖石油，油价高涨燃起的火苗，迅速延烧至世界各个角落，穷国富国都难以倖免。

在这一背景下，近日在沙地阿拉伯吉达举行的国际石油峰会特別受到瞩目，並希望石油输出国组织增產。

但是，石油生產国却认为，增加油產並不能解决油价高涨的问题。沙地国王阿卜杜拉就直指，油价飆涨是市场投机炒作的结果。石油输出国组织轮值主席、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长哈利勒也说，目前的油价水平与市场供求基本面因素脱节，原油市场並不存在供给（短缺）问题。

可是，这种说法並不获得美国等石油需求大国的认同。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表示，国际油价飆高是石油生產国產量不够导致的，他並把矛头指向中国及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指这两个佔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近年致力发展经济，大量消耗石油，导致市场供不应求。

国际原油价格飆涨的原因错综复杂，近年来，金融投资者也曾將大批资金注入期货市场，一度衝高原油价格，但这並不表示，只要把这些投机者都揪出来，不让他们炒作，油价就会下跌。

地球的石油资源有限是不爭的事实，世界的需求量变大也是真的。人类社会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石油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大。今天的油荒问题，之所以引起大家紧张，皆因世界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没有石油。

儘管如此，石油资源並不会在短期內枯竭耗尽，但由於蕴藏在地表的石油多已开採殆尽，未开採的多藏在地球的深层，需要更精密的技术才能开採，换言之，未来將需要更大的开採费用，这无形中也將增加石油的成本。

高油价时代已回不了头，石油生產国也好，消费国也罢，爭论谁是推高油价的祸首，根本无助解决问题。除了敦促石油生產国增加產量外，各国应该进行合作，积极研发石油的替代品，同时调整国家的发展政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这才是当务之急。

文：蔡思洁

评估5州新政权

民联政府在5州执政已满百天。所有的报章几乎在同一时期，通过民意调查、专访评论等方式，为5个新州政府上台3个多月的表现打分。

其实，3个多月对一个刚“学习”治理州政权的执政党而言並不长。执政百天交出的所谓“政绩”，不过是让人民粗略一探新政府掌政的皮毛。

坦白说，目前尚不是为新政权的表现“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去证明他们的能力。

然而，这並不意味我们就须对新政权实施的各种政策、新作风“照单全收”。更不可以缺乏经验为理由，对存在著爭议的政策视而不见，或是完全不批评。

例如，当初檳州政府公佈檳、威两个地方政府市议员名单时，出现州议员兼任、分配给非政府组织的名额不足等情况，星洲日报记者就此现象，访问有不同看法和立场的人。

新闻见报后，相信是“爱护新政府心切”的人士，打电话来斥责记者，不该这么快就批评新州政府的施政。

星洲日报高级记者陈云清事后发表一篇评论：种种的批评，不是为了打击州政府，而是希望他们做得更好。否则媒体才懒得花费精神去提醒州政府相关的疏忽，任由这个州政府一路错下去。

三岁定八十，泛指一个人的性格发展，须从小调教。同样的，若新政府的施政一开始就有爭议，或忽视了人民的利益，身为媒体人，岂能不出声？

作者：蔡振裕

我们都在等一扇“机会之窗”

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支配马来西亚当今的政局，它的名字，叫作“机会之窗”。

这扇窗口，在沙巴进步党党魁杨德利开开关关之间，突然间变得如此引人遐思，也如此引人关注。

前副首相安华也拥有一扇“机会之窗”。前一阵子，他信心满满，似乎6月一到，“机会之窗”一打开，便是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了。然而，安华突然又放话转口，把民联执政的“机会之窗”，一挪就那挪到了9月。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政治人物的葫芦卖甚么药，总是永远那样让人费疑猜。

这一招，我们的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同样是箇中高手，表面看，他好像给了很多人开了很多“机会之窗”，实际上，又让很多人费煞思量，一下子仿佛看到了“机会之窗”就近在眉睫，一下子又仿佛“机会之窗”还好远好远，远得好像云中月、天边星，高不可攀，更是高不胜寒。

头號政敌前副首相安华也好，头號麻烦制造者前首相敦马哈迪也好，甚至是巫统党內对首相这个宝座虎视眈眈的同志也好，不都等得焦急不已，却又不晓得那扇深不可测的“机会之窗”，是不是真的已经作好了“权力转移”的准备吗？

政治是充满可能的东西，政治人物都充份瞭解，当机会来得时候，必须懂得及时逮住，无所谓道德，无所谓道义，也无所谓民主不民主。

从308大选那一天起，我们的政治就已经如此──充满了戏剧性，也充满了机会主义！

作者：林明华